编者按：近年来，徐州书法理论作者在全国各类专业学术期刊上发表了数百篇有影响的学术论文，多篇论文入选中国书法家协会主办的各类书法理论研讨会。为了更好地推动徐州书法理论研究，打造一支与书法创作队伍同等的理论研究队伍，弘扬徐州书法家既重创作又重研究的传统，近期，由徐州市书法家协会学术委员会策划编辑的《徐州书法论文集》一书出版，入选论文25篇，既是对徐州书法理论研究的一次总结，更是为了把书法理论研究推向深入。本刊将陆续刊发入选论文，以飨读者。

内容提要

张伯英是清末民国时期一位重要的书法家，他的书法作品融合碑帖之长，形成自己独特的风格，对后世影响深远。他的诸多书学论述及碑帖考据观点，对研究书法具有重要参考价值。

关键字

张伯英 碑帖融合 尚古

一、张伯英生平及师承

张伯英，谱名启让，字勺圃、少溥，别署云龙山民、榆庄老农，晚号东涯老人、老勺等，室名远山楼、小来禽馆。清光绪年进士，近代书法家、碑帖学家、诗人、方志学家。清同治十年即1871年9月出生于江苏省徐州市铜山县三堡榆庄（祖籍浙江绍兴），1949年1月逝世于北京，享年78岁。

张伯英出身书香门第，祖父卓堂，父亲仁广，皆喜爱书翰。为张伯英学习书法，以及研究诗文、考据碑帖等，提供了优越的条件和丰厚的资料储备。张伯英曾藏有宋拓王羲之《十七帖》，帖中有“来禽”之语，因明代著名书法家邢侗，辑有《来禽馆帖》10卷，取斋号为“来禽馆”，故自取斋号为“小来禽馆”。更因所居之地处明相李东阳（西涯）旧居之东，就以“东涯老屋”为室名，晚年作品上更署有“东涯老人”之名。

张伯英幼承家训，在萧县李甫中私塾读书，受业于徐葵南先生，少负奇才，弱冠时诗文、书法已崭露头角。后学习书法，师从桂履真（中行）、刘慈民、许崇之、冯煦等。17岁时，拜清末大才子、丙戌年探花、翰林院编修冯煦（蒿庵）为师，成为入室弟子，受益匪浅，被誉为后起之秀。

二、《法帖提要》中的书学思想

在张伯英所有著述中，以《法帖提要》影响最为深远。1935年，张伯英应邀参加《续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中的《法帖提要》的写作，积三年而成。其中列举了自宋至清帖刻512种，穷源别流，专论优劣，是我国当代书法碑帖学界权威名著。自谓：“平生无他技，惟承家训，辨书帖真伪无所失。”

1.师法于古

孙过庭《书谱》中提到“不入其门，讵窥其奥者也”。张伯英先生在他的著述《法帖提要》中多次提到学习书法，应该向古代名帖和碑刻学习，从古人书法中汲取营养，否则就会误入歧途。“书不师古，而专精于折卷体，正山谷所谓俗不可医者。”这句是他在观清代王鼎镇、王遵训二人书法后评述《怡园家藏帖一卷》时所说，尽管后人吹捧二人小楷，但是张伯英并不认同，认为只是工整圆润，与书道并没有什么关联，如果宠媚今世习俗，则书法就会走向俗不可医的地步。

张伯英在品读《时贤楷则一卷》题跋后评论：“谓习字当学近人，易于肖似，以古帖为高远难几，不合时宜。其言为习折卷之人而发。所谓卑之无高论，于书道无关。”题跋者认为，学习书法要学习近人，这样容易写成，能够做到惟妙惟肖，学习古人难度太大。张伯英先生认为这种说法是极其荒谬的，是无知者对书法的践踏。先生的这种书学思想对当代书坛也有着指导作用，很多人为了一次展览就去学习评委的作品，这种行为在张伯英先生看来是极不可取的。

张伯英先生不仅对学书应取法古人有所论述，他还主张要博览群贤，广泛的临习古人书法墨迹。这个观点也在他品评碑帖论稿中多次提到，如他在鉴赏《碧山草堂藏帖二卷》时论到，“分书古朴具金石气，所见古刻既多，下笔自远于流俗……”，这是对清代吴廷康八分书的称赞。另外，先生对乾隆帝、董香光、米南宫等书法大家的作品很是赞赏，先生曾曰：“学书多见古人真迹，得其用笔用意，所作自不同流俗。”我们在看先生的书法作品时，虽然面貌上能够看出受到时风的影响，但在字里行间还是能够时时体会到作品中的古法，这一点在同时期其他书法家作品当中是很难见到的。

2.融古于己

张伯英认为，学习古人书法如果只是一味的临摹字形，最多只能算是熟练，并不能得到古人的笔法。在不通晓古人笔法的情况下，无论取法多么高古，用的功夫如何深入，这些都是没有意义的，丝毫没有古人的笔意与神韵。

张伯英在评论钱梅溪的作品时，体现了他对学习古人用笔的重视：“钱梅溪之隶书，当时亦负盛名，而不解笔法，遂成俗派……梅溪于汉、唐碑莫不遍临，其书非唯无汉法，并无唐法，而大江南北，无处不有其石刻，徒足取厌。学书无笔，犹涉水迷其津，岂唯秽浊无从去，将终身徘徊，今之习院体书者皆是。”

钱梅溪即钱泳（1759—1844），清代著名书法家。字立群，号梅溪，金匮（今江苏省无锡市）人。《墨林今话》评曰：“梅溪工于八法，犹精隶古。”但是《书林藻鉴》中评曰：“梅溪工书缩本唐帖，至其分书，一味妍媚，不求古雅，名虽远播，终不近古。”可见张伯英的观点与前人不谋而合。

张伯英对何绍基的书法称赞有加，在《何太史易林四卷》（慈利朱氏本）评曰：“书之用笔也，如行路然，得其运用之法，由此前进，不至误入歧途。不得笔者，致力虽深终在门外。叟书之超越，固由致力精专，非笔之运用适宜，则亦未能至此。近学叟者多矣，徒得其屈曲之状，而软若无骨，盖不解笔法，仅求形似，任习何家书均无一当，岂唯学叟然哉？”张伯英认为点画分布是次要的，学习古人用笔才是重点，何绍基书法之所以能够达到如此高的成就，主要归功于其对汉隶笔法的研究和实践。

其实我们可以从张伯英的书法作品中清晰的看到他对古法用笔的借鉴与阐释，启功先生曾这样回忆：“其时为人书墓志，厂肆时有拓本，折叠露其一角。功阅肆见之，以为新出魏志，展之见款字乃知为勺翁书迹。北朝书家八法之妙，已融于勺翁指腕间有如此者。”可见张伯英对六朝古人用笔方法的深刻领会。

三、张伯英著述与鉴藏

张伯英一生著述颇丰，早年所著《桥西草堂诗稿》今已散佚，现今尚存《阅帖杂咏》《庚午消夏录》《东涯随笔》《小来禽馆诗草》传世。曾与张从仁、谢国桢等编有《黑龙江志稿》，并从1929年始，整理清末徐州知府桂中行编印的《徐州诗征》，用六年时间完成和刊印了《徐州续诗征》，收入州邑八县500余人诗作，共22卷，张伯英亲自作序，于1935年夏末刊印发行。

清末民初，世值动乱，国之宝物流于民间、厂肆甚多，张伯英先生慧眼识珠，极力购藏并保护之。最为世人称道者，当属先生当年购藏王右军《此事帖》和《十七帖》。《十七帖》历来刻本众多，不下百种，先生所得原藏内府，于民国六年流出。帖末载跋语“付直弘文馆，臣解无畏勒充馆本，臣褚遂良校无失”二十字。启功先生曾说：“如此枣本初拓，不遇勺翁真鉴，山阴面目，遂归湮没，如此胜缘宁不当大书特书哉。”现上海博物馆所藏馆本《十七帖》卷首便有先生印章“铜山张氏小来禽馆”。张伯英得《十七帖》后七年，又得包世臣《十七帖疏证》手稿，遂于1927年将右军二帖附世臣手稿结集，由商务印书馆影印出版，书名《右军书范》，遂将两件国宝呈于世人。

四、张伯英书法风格

张伯英书法初以颜鲁公《勤礼碑》为基石，10岁时临写已然初具气象，深得长辈赞许。因张伯英所处民国时期，是崇尚北碑的高峰时期，其书法风格不可避免的揉入了很多魏碑的用笔与结字。他曾谈到“张猛龙童时所临，故重觅一通以慰老眼，尚不知能终守之否。（《始平公造像记》）亡室崔敬宜助予装册，时时临仿，略具形似。王少沂作桂履真太守寿序，予以此体书之。”在1905年以前张伯英的早期作品中楷书能够很明显的看到颜体和魏碑的融合，同时行草书受到其老师冯煦先生的影响颇具面貌。张伯英后期书法风格的形成应该是在1928年前后，其楷书更具个人面貌，兼取各家而又浑然一体，使人难辨其宗，行草书方面摆脱冯煦的影响，更多的融合了苏轼、黄庭坚、米芾的书法特征，其中又以苏米的融合最为巧妙。

先生曾与张从仁、谢国桢等编有《黑龙江志稿》，其书名“黑龙江志稿”，为张伯英先生亲笔所书。“黑、稿、志”三字结体方正宽博是典型的颜体风格，而用笔多体现《张猛龙碑》方硬、夸张的特点。“江”字为典型的魏碑风格，横画斜度夸张，三点水如刀切斧凿一般，硬健爽朗，整个字中心收紧，但又舒张饱满，开合有度。“黑龙江志稿”虽然只有短短的五个字，但是各不相同，放在一起又和谐统一，并无冲突。张伯英小字楷书，写的十分严谨，很是精到，处处渗透着北碑和颜鲁公的特点，字虽小却如大字一般，笔道遒劲圆厚，质朴自然，具有浓重的金石味。张伯英尤善写碑志，成竹在胸，数百大字楷书可不用画线，一气呵成，布字分行，莫不恰到好处。

张伯英的楷书并不是简单的模仿，从其作品中可以很明显的看出颜体特点的留存。他的楷书比颜体更加灵活多变，受康有为、包世臣影响，张伯英还精研《郑文公》《张玄墓志》《瘗鹤铭》等碑刻。在书法风格的成熟时期，其楷书结构更加紧敛而不拘谨，字体规整端庄也洒脱俊逸，用笔方圆兼备，宽博雄放。

自古以来，行书为大多数书家所喜爱，名家与高手不胜枚举。张伯英行书，早年主要是以其师冯煦的行草书面貌呈现的，但到了晚年主要取法苏米，并上追二王。

其用笔不仅注重技巧的变化，同时也不忽视笔意趣味的精妙之处，布局很是讲究，无论点画大小、粗细，还是字距、行距都巧妙安排，无一处不体现着和谐韵致，这一点尤其能在先生的信札、著述笔记中得到体现。

张伯英行书，最为精妙的作品是其在考据与品评时所作，写的活泼而生动，遒劲而有力。小行书的妙趣在于用笔的灵活，观先生小行书，转折之处方折圆转从容不迫，点画之间映带牵连轻盈通畅，通篇一气呵成，精妙绝伦。经他收藏、鉴定过的法帖超过五百多例。每见一帖，莫不倾心临写，并能将所见法帖中的精华部分运用到自己的书法实践中。在张伯英的书法作品中，不仅能看到他取法古人书迹，还能够看到他对古人笔法的深刻研究。

在张伯英晚年的行书作品中，我们能够看出，米元章跌宕多姿的结字形态和苏东坡抑左扬右的结字意态得到了很好的融合。不仅有苏东坡字形左紧右舒之感，而且兼具米元章欹侧起伏之形，行文大小错落，上下顺畅又左右依傍，妙趣横生。

除行书、楷书之外，张伯英还擅长篆隶，对清人篆隶和汉代碑刻都有涉猎。在师法古人的基础上，不拘泥于某种碑帖，博采众长，化古为今，融合于 一身。不论是临摹还是创作，都可以看出张伯英对原碑帖的深刻理解。

从学习书法而言，无论是以何家碑帖为宗，还是临摹某家墨迹，其中最 为重要的是精与通，在于取法有道，要能够做到不泥古、不媚今，在于能进能 出，懂得取舍，最终达到融会贯通，才能体现自己的鲜明个性与独特风格。张 伯英书法兼容并蓄，师古而不泥古，思路敏捷，极富创造性，给后世留下了很 多丰富精彩的书法作品。当代著名书法家启功先生曾评：“点画沉着，使转雄 强，楹联大字，如在便笺之上，殊不见有意用力处。始惊芍圃于书艺之功，如 镕铜铸鼎，只在指腕之间，而莫知其力如何运化至于斯境也。”

五、后世评论及影响

当代著名书法家启功先生曾于厂肆得见伯英先生所书墓志拓本，起初以为是新出土的墓志，但看到落款后方知是先生所书，大为钦佩，赞之曰：“可见北朝书法的八法之妙，已融于先生指间矣。”后拜其门下，得其真传。启功先生在《张伯英书法集》序言中赞道：“物聚所好，前贤早有明言，法书名拓，每聚于勺翁门下，实由识力所及，因缘又其次也。”另外还有评价曰：“先生仙逝已五十余年，追忆教言，尤有理解未足处，其愚钝可惭，而求教未足，仰叩未尽为可深惜也！”足可见伯英先生对启功的深远影响，如今我们在启功先生的书法作品，尤其是楷书中能够看出很多地方受到张伯英楷书的影响。

1949年伯英先生病逝于北京小来禽馆，齐白石大师惊闻噩耗，遂提笔在张伯英《阅帖杂咏》册后题诗曰：“写作妙如神，前生有夙因。空悲先生去，来者复何人。”以聊表对伯英先生的缅怀敬慕之情。

吴元真先生在《校点〈张伯英碑帖论稿〉记文》中所述：“张伯英是这一时期（按：清末民国）帖学研究的佼佼者，他对帖本的书法艺术价值和版本沿革，以及真伪的鉴别乃至帖本的递藏关系等诸多方面的研究，以评论、考证、题记、书跋、诗文等各种形式表述在先生的手稿内。可以说对帖本的鉴定评定之学发展到张伯英所在时代已达到极高的水平，先生在这一研究领域中堪称翘楚。以后帖学研究者多引用先生的研究成果，如容庚等著名学者从中受益匪浅。”

著名碑帖学家容庚的《从帖目》也深受张伯英先生在碑帖鉴定方面的影响，其中所阐述的观点，凡是和张伯英的观点相同的地方全部以“伯英曰”的形式出现，可见伯英先生的碑帖评鉴对后世书学的影响。

六、结 语

张伯英是我国近代著名书法家、碑帖鉴赏家、收藏家、诗人、学者，他的书法成就和诗文论著值得后人学习和研究。张伯英书法碑帖结合，毫无做作的痕迹，是现代碑帖融合的典范。作为当时有名的收藏家，北魏《张黑女墓志》原拓（孤本），唐摹王羲之《此事帖》等，都是价值连城的珍贵文物，他这种保护民族文物，传承传统文化的精神为人称道。张伯英严谨的碑帖鉴赏观念，不轻信古人题跋，严格考据，现今的书学评鉴也或多或少的受到伯英先生的影响。

【参考文献】

1.《张伯英碑帖论稿》，河北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

2.《二十世纪书法经典·张伯英卷》，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

3.《历代书法论文选》，上海书画出版社2012年版。

4.《徐州市志》，中华书局1994年版。

5.《新视觉艺术》，2011年第6期。

6.《书画世界》，2006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