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刹海历史文化保护区内有五条以“官房”命名的胡同：后海与前海西街之间的南、北官房胡同，位于地安门西大街与兴华胡同之间的东、中、西官房胡同。

　　什刹海地区为什么有五条以“官房”命名的胡同呢?

　　曾居住在西海北沿的余棨昌先生在《故都变迁纪略》一书中对“官房”有过这样的解释：“宛平县在西皇城根，面皇城南向。国都南迁后，署迁移郊外，此署遂废。署旁之福寿里，旧名中官房，五福里，旧名西官房，以其为宛平县署之官房也。”按照余棨昌先生的解释，“东、中、西官房”为当年宛平县署办公的房屋，带有官产的性质，故称“官房”。但“南、北官房”却有所不同，因为“南官房”旧称“南官坊口”或“南官府”，“北官房”旧称“北官坊口”，这些名称可能和明代设有承运库及清康熙年间的“十王府”有关。虽然这五条胡同都是以“官房”入名，但是胡同名称成因却又有所不同。

　　“北官房”位于后海南沿的东南侧，全长223米，平均宽度4米，为银锭桥胡同与后海南沿相连的一条通道。据专家考证，胡同形成于清代末期，因南侧有条叫“南官坊口”的胡同，为了相互对应，这条胡同最初叫成了“北官坊口”。因“坊”是“房”的谐音，1965年在北京市街巷名称调整时改成了北官房胡同。

　　在什刹海历史文化保护区内的上百条胡同中，“北官房”是条文化名人居住较为集中的胡同之一。像17号的关广志、潘絜兹先生;28号院的蔡若虹、华君武、张仃、彦涵、钟灵、张悟真等先生;21号院的南铁生、马增芬先生……在29号院这个看似普通的院落里，还曾居住过一代碑帖学家、书法大家张伯英先生。

　　张伯英(1871—1949)，原名启让，字匀圃，号云龙山人、东涯老人，江苏徐州三堡榆庄人。北官房胡同29号院是张先生在北京最后居住的一处院子，当年的老门牌为北官坊口13号。

　　29号院坐北朝南，为两进的四合院建筑。后院有条与后海南沿相连的通道，通道尽头有个小门，打开小门就是后海的南河沿。张先生最喜欢在清晨或黄昏时分，独自一个人走出后门去“逛海子”。这个院子里非常幽静，加上树木葱郁，馨香怡人，自然给张先生的生活添了许多乐趣。唯一不便的是每逢大雨时院子里常有积水。张先生却不以为然，亲手在院门上题写了“何陋之有，且住为佳”的楹联。据住在附近的居民们回忆，这幅楹联还算是什刹海一带的名联呢。

　　张先生居住在北官房胡同的时候，画室有两个斋号，一个叫“小来禽馆”，另一个叫“东涯书屋”。这两个书斋名称背后都是有故事的。

　　明代著名书法家邢侗善于辨认拓片的真伪，还著有《来禽馆帖》10卷。张先生得到王羲之的《十七帖》，帖中有“来禽”一词。为了表示对这两位古人的尊崇，把自己的画室叫做了“小来禽馆”。“东涯书屋”则是和明代天顺年间文渊阁大学士李东阳有关。李东阳小时候住在西煤厂附近。古人把什刹海及周边地区统称为“西涯”，由于这个缘故，李东阳把自己的别号称作“西涯”。因此世人把李东阳尊称为“李西涯”。张先生对李东阳心存敬意，又住在李东阳故里的东侧，故把自己称作“东涯老人”，遂把画室称作“东涯书屋”。在存世的张先生书法作品中，多有“小来禽馆”“东涯书屋”落款。

　　幼年时的张伯英受家庭的影响，和叔叔张从仁一同在徐州接受徐葵南的启蒙教育，与其子徐树铮(字又铮)为同窗好友。1887年时，江苏金坛籍学者冯煦应徐州知府桂履真之邀，任徐州云龙书院院长。17岁的张先生遂为冯煦入室弟子。1902年张先生与叔叔张从仁赴南京应试，同科中举。1914年北洋军阀段祺瑞担任陆军部部长期间，徐树铮为陆军部次长，遂聘请张先生为陆军部秘书。1924年第二次“直奉战争”结束后，段祺瑞在北洋政府中临时执政，张先生任副秘书长一职。1926年“三·一八”惨案发生，北洋政府军队在执政府门前枪杀请愿的学生。个性耿直的张先生目睹了官场中的种种腐败与黑暗，愤然辞去公职。在北官房的“小来禽馆”中，开始了靠写字、卖画、治印维持生计的生活。

　　明清以来，徐州这地方书法人才辈出，形成了以魏碑为宗的“彭城书派”。张先生秉承了“彭城书派”的传统，又借鉴了书法各大家的运笔技法，创造出似魏非魏，似楷非楷的“伯英书体”。从中国书法史来看，张先生占据了很高的位置。先生曾与赵声伯并称为“南北二家”。当年大前门一带的“亿兆棉织百货店”、琉璃厂的“观复斋”等牌匾，都出自张先生之手。

　　张先生不但是个书法家，还是个识别历代拓片真伪的高手。张先生自称“平生无他技，惟承家训，辨书帖真伪无所失”。张先生受康有为、包世臣等“金石学派”的影响，精通于碑帖评判与鉴定，曾著有《法帖提要》七卷。其中列举了自宋至清帖刻512种，详细分析了各家书法流派的优点与不足，是我国书法碑帖学最具权威的学术著作。张先生除了书法、拓片鉴赏等领域独占鳌头外，还善于赋诗作文，其中以七律、七绝居多，写作风格清新俊逸。此外，他还是博古通今的学者，卷帙浩繁的《黑龙江志稿》就是在张先生主笔下完成的。

　　1937年“七七卢沟桥事变”北平沦陷后，张先生贫困交加，生活十分清苦。但他始终不受利欲所惑，坚守民族气节，隐居在“小来禽馆”之内，整日与笔墨为伴。

　　日寇采用“以华制华”的策略之后，想以高官厚禄收买前清遗老遗少和北洋政府下野的官员。伪华北政务委员会委员长王克敏与张先生曾为至交。为了请张先生担任伪职，他曾三次登门邀请张先生，但每次都遭到张先生的断然拒绝。恼羞成怒的王克敏愤愤地说：“就是隐居在山林之间的诸葛亮，在刘备三顾茅庐之后也出来辅佐朝政呀?你一个小小的张伯英居然也敢不给我面子，太有点不知天高地厚啦!”张先生义正词严地回答到：“我虽然没有诸葛先生的才能，但是我愿意像诸葛先生那样的道德情操去做人。咱俩人志不合道不同，希望先生不要再到寒舍来打扰了!”从此张先生与汉奸王克敏断绝一切来往。

　　在抗战期间，张先生还多次写信提醒时任伪徐州市长的叔父张云生，不要屈服于敌寇之下甘当奴才，成为千古罪人。张先生还积极支持长孙张儒和参军御敌。有个日本人得知张先生手中珍藏着王羲之的《十七帖》馆本之后，想用重金购买。这对于生活极为贫穷的张先生来说，充满了多大的诱惑力呀。但是张先生没有被重金所动，毅然决然地给予回绝。而这些用生命保护下来的珍贵文物，张先生在临终前嘱咐家属把它们全部捐献给了国家。

　　1949年1月，张先生病逝于北官房胡同的“小来禽馆”。齐白石老人听到此噩耗之后，以“写作妙如神，前身有夙因，空悲先生去，来者复何人”的祭文以表达对伯英先生的缅怀敬慕之情。